几年前，有过一个电影叫做《1980年代的爱情》，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？影片讲的是八十代的大陆，一个被分配回小县城工作的大学毕业生，和一个在供销社工作的年轻女孩子的爱情故事。当时，一位国际知名的影评人曾评价说电影的风景分数超过了演员表演，不过有一些中国电影人认为，这说明他对80年代的中国完全不了解。

那么，80年代的中国是什么样，可能对一些大陆朋友来说，供销社就是印象最深的一处生活场景，在中共计划经济时代，供销社可以说垄断了中国人的所有生活，开门七件事都离不开它。当然，我们这里不是要讲这部电影如何了，而是想借着这个故事的时代背景，来聊一聊供销社的前世今生。

我们知道，“供销社”这几个字，这段时间又火了。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，现在看来，不仅没有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退出历史舞台，这些年反倒是在死灰复燃、悄然壮大，而且现在，中共似乎还准备要大张旗鼓地推行了。那么，习近平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呢？

供销社和统购统销 是大饥荒的罪魁祸首

6月22日，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，中国供销合作总社、中央农办、央行、银保监会等四部门联合发出一个文件，要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。文件中说，到2023年6月底，中共要打造若干个有示范引领作用的试点单位，为在农村全面推进生产、供销、信用“三位一体”的经济模式铺路。试点工作将从今年7月正式开始，计划在两年内完成目标。目前，这个文件已经以红头文件形式向中国各地的供销合作社下发，要求它们落实、推进。

那么，这个供销社到底是什么呢？

根据中共官媒给出的解释，供销社是中共建政初期，在农村推行的生产、供销和信用这三大运动的产物。主要销售生产工具、生活用品和收购农产品等等。中共在1950年成立的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，统一领导和管理全中国的各类合作社。在计划经济的时代，供销合作社曾经是农村生产、生活资料的唯一的购货渠道。它依靠“统购统销”完全垄断了中国几亿农民的买与卖，什么东西都得凭票到供销社去买。

那么，什么是“统购统销”呢？就是中共政府一方面在农村实行粮食计划征购（简称统购），另一方面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的政策（简称统销）。国家严格管制粮食市场，严格管制贩运私货的自由经营。

没有经历过供销社时代的朋友们，可能会从一些文学作品中了解到，像是煤油、火柴、卷烟、白酒、白糖、食盐、布匹、化肥等等生活物资，都要到供销社里才能买到。像是棉花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产品也是由供销社独家收购。那个时候，能在供销社里上班可是非常有面子的工作。

一直到1985年，这种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才宣告结束。但事实上是，供销社并没有完全消失，像是1987年，云南省成立了供销合作社联合社，而且一直延续至今。

那么，中共为什么要实行“统购统销”呢？说起来，这真是中国历史上一段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。中共实行“统购统销”，是为了解决粮食供应严重不足的难题。数据显示，在1953年6月，中国国库的粮食赤字高达40亿斤，当时因为缺粮还爆发了严重的群体抗争事件。

2016年的时候，《炎黄春秋》杂志刊登过一篇赵宗礼的文章《粮食统购统销中的极端做法》。文章中提到，1953年4月11日凌晨，河南省西南部普遍发生了严重的霜灾，给正在打苞的小麦造成了毁灭性影响，有六、七个县、镇因此发生粮荒，每天排队购买粮食的人数超过10万人。因为粮食极度紧缺只能配售，一些民众要求开仓售粮，并因此发生了农民包围粮仓、胁迫开仓销粮事件，多个地区爆发群体性事件42起，一直到军队出动才平息下来。后来从四川、东北等地调入粮食4,000多万公斤，才平息了购粮事件，稳住了市场。

于是，从1953年12月开始，中共实行了“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”政策，对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。到了1954年9月，中共又开始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，统购统销的范围逐渐扩大。

从1959年到1961年，全中国出现了三年大饥荒。因为没有粮食吃，全国普遍出现了吃草和树皮的现象。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在所写的《墓碑》一书中得出的结论是，从1958年到1962年，共有3,600万中国人死于饥荒。

而造成大饥荒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共大搞“人民公社”、“合作社”、“大食堂”，中共一方面宣传粮食产量达到了“亩产万斤”，一方面又逼迫农民把几乎所有生产资料和粮食都上缴归为公有。

赵宗礼在文章中提到，仅仅是河南省，在1958年和1959年期间就多征购了60多亿斤粮食，不少地方把种子、饲料粮、口粮都上交了。结果，从1959年底到1961年底，河南饿死了500万人。

2013年，香港中文大学的《二十一世纪双月刊》刊登了宋永毅的学术论文《粮食战争：统购统销、合作化运动与大饥荒》。宋永毅认为，导致大饥荒的原因，是1950年代初期的朝鲜战争、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形成的粮食政策。而这一灾难的起点，就是中共在1953年开始在全国强制推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。

宋永毅在文章中提到，在1953到1954年间，有数万农民在统购统销中涉嫌“非正常死亡”，而饿死人的饥荒更是从没有间断。而1957年中国各地发生的大规模的所谓“暴乱事件”，起因都和“粮食”有密切的关系，而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等政策是农民揭竿而起的直接原因。同时，中共还把批评统购统销和合作化运动的人打成右派、“反革命”，戴上“反坏分子”的帽子，很多人被逼自杀。

供销社死灰复燃 中共要“备战备荒”？

也就是说，供销社是中共毛时代计划经济的产物，也是物资匮乏的象征。80年代以后，随着市场经济的转型、私营经济的活跃，供销社逐渐失去了在人们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。从1992年到1998年，中国供销社的基层网点以每年10万个的速度下降，从最初的100万个以上，缩减到了40多万个。

但是，农村供销社从未真正消失，从中共全国供销合作总社，到省、市、县、乡镇，这个机构一直都存在。而在过去八、九年间，供销社已经悄无声息地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。从2013年以来，中国恢复重建了基层供销社1万多家，这让基层供销社的总数超过3万家，乡镇覆盖率从2012年的56%提高到了2018年的95%。

早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，名存实亡的供销合作社就被中共官方再度提起。2015年4月，中共又推出了《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》。而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，供销社体系再被提上了议程，并且看上去有加速推行的态势。

2019年10月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向社会公布了一份《供销合作社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引起舆论反弹，被批是“计划经济的僵尸复活”。2020年9月，中共官媒又刊登习近平的重要指示，要把农民组织起来，通过供销合作社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组织，把一家一户的生产纳入标准化轨道。

那么，这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呢？

自从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，中国经济开始大幅下滑，很多外资都在纷纷撤离，供应链也在向东南亚等国家转移。在2020年，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并扩散全球，而中国又遭受了严重的洪灾，这不仅让中国的经济再受重创，也让粮食问题再度浮上台面。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，习近平提出了以“内循环”为主的经济模式。

一些分析认为，“供销社”重出江湖，显然是和中共目前内外交困的处境有关，这是中共的一种预防措施，因为中共正在考虑，一旦中国社会和外部世界脱钩，或陷入物资匮乏，需要官方高度调配的时候，供销社的“内循环”体系就能派上用场。

也就是说，中共正在考虑，一旦国际形势有变，或者是爆发战争，要如何保障供应。这和中共在50年代推出供销合作社的背景也非常相似，那时的中共政权既要应对战争的威胁，又要面对物资的匮乏，所以现在的中共，也不得不为将来可能出现的闭关锁国和物资匮乏做准备。

当然，中共官方现在提出的“三位一体”经济模式，和毛时代的“供销社”相比，还是有差异的。以前所有社会资源都是国有资产，从供销总社，到乡镇、乡村都是国有的，现在出现了股份制、股权制等等，但从本质上看，其实又没有区别，都是中共政府在加强对社会资源的管控。

不仅如此，这种管控是全方位的，就像中共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所讲的，要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，就是要构建生产、供销、信用“三位一体”的综合合作服务平台。

如今的供销社，已经成为中国农业流通领域名副其实的大哥大。从2012年到2017年，销售总额年均增长15.7%。2018年供销社全系统实现销售总额5.9万亿元人民币，实现利润468亿元，资产总额1.6万亿元。供销系统还在不断拓展新的领域，经营范围从农业延伸到了物流、化工、房地产、电商、金融、汽车、石油等产业。有报道说，供销社的地值钱，光卖地就够。而且供销社利润好得很，垄断经营化肥、农药、种子、农资等。

但是，供销社系统规模虽然变得更大了，利润率却一直很低，而且对政府补助的依赖较大。2013年，政府对供销社系统补贴超过60亿元，其中近八成流入了供销社系统的全资和控股企业，利润额增速最快的基层供销社几乎没有任何补助。此外，供销社系统的腐败问题也非常严重。根据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20年的报道，据不完全统计，近5年来，至少5个省级供销系统一把手被查，超过10个地级市供销社主要负责人落马。调查人员形容供销社系统，就像没人看守的菜园子。其实，这种供销社腐败是必然的，这也是中共党无人监督的独裁特点决定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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